经济学人:旧制度和大革命 中共无解的困境

对于中国超过五亿网民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本週的重大消息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一个新任主席习近平,他已经拥有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个更重要的工作。而是,数千头死猪费解的出现在上海黄浦江上,显然是被上游一些农民倾倒在河里的。这是无穷无尽的一系列公共健康、汙染和腐败丑闻的最新一起。

《经济学人》评论说,很难想出比这个景象更有力的一个象徵,体现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背后,充满腐烂的东西。中国必须发生一些改变。

预测一党统治的死亡

《经济学人》3月16日评论说,许多人认为中国会改变。根据美国学者安德鲁‧纳杉(Andrew Nathan),「有一个比自从1989年危机以来任何时候都强烈的共识是,中共专制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它的极限。」纳杉十年前创造了一个词彙「专制主义韧性」来形容中共适应和生存的能力,并且运用这个概念撰写一系列论文,并冠以令人浮想联翩的标题:《中国到了转折点了吗?》

自从毛泽东1976年死后,外国人一直在预测一党统治的死亡。在一个似乎活力开放的中国,一个为中央计划经济而设计的政治制度肯定无法永远存在。在1989年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当改革降临苏联及其卫星国,中国曾经似乎将是下一个多米诺骨牌,等待着倾倒。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飙升,西方民主国家苦苦挣扎,专制主义却被证明有韧性。民众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对付掉。

中国社会的 「革命」在动摇共产党统治基础

《经济学人》评论说,没有一个改变可以解释,为甚幺中国现在可能更接近于转折点。但是中国社会革命在侵蚀共产党统治的一些基础。恐惧在减少。将近5亿中国人在25岁以下,他们对于血淋淋的天安门镇压没有直接记忆:政府已经竭力掩藏这段历史。一些公共异议人士仍然在撰写公开信,并招致骚扰和监禁。但是数百万人加入网上颠覆性的聊天,嘲笑共产党。

「群体事件」——抗议和示威——在繁衍。农民们憎恨土地被贪婪的地方官员掠夺。世界工厂中国东部的第二代农民工更加雄心勃勃,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温顺。城市中产阶级在快速增长。在其他国家,这个群体的兴起已经导致独裁政权倒台,通过人民-权力的结合,比如在韩国,或者通过谈判,比如在台湾。中国中产阶级的大部份似乎怀有不满,对腐败和不平等感到愤怒,并受够了有毒的食品,令人窒息的空气和供水系统里的死猪。

互联网和手机提供了在全国範围内传播消息和传达愤怒的工具。共产党不得不极力确保,以免这些怨气凝聚成协调一致的运动。

高调说改革 但不改变独裁统治

《经济学人》评论说,期待变化的其它原因是,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自称知道这一切并且严肃对待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在今年的人大上反覆提起。「精简」政府机构、合併部委显示当局新的意愿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习近平敦促共产党勇敢进行改革,「像啃硬骨头和趟险滩一样。」

但是改革,并不意味着改变独裁统治。而是,就像人大发言人傅莹说的那样:政治改革是「自我改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换句话说,它是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稀释它。习近平似乎同意这一点。

无解的困境

《经济学人》评论说,习近平也阐述了中共应该从苏联共产党倒台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

在中国知识份子圈子里正流行阅读托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述1856年法国大革命的书。这本书跟中国现状最有共鸣的是,旧制度在革命中倒下不是因为他们抵制变革,而是他们试图改革但是打破了他们点燃的期待。

如果托维尔说的是对的,那幺习近平将面临一个无解的困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成为最大的危险。或许他将看到更加根本的政治变革作为解决办法。但是那样的话,猪就不会腐烂在河里了。他们会飞起来(母猪上树)。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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