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六十年代前后毛的内政外交(一)

·佚 名·1, 饥饿和出口2, 人祸和四清3, 大三线和吃穿用4, 用事实作报告5, 二五军购6, 军购和三面红旗7, 再看三面红旗8, 逐鹿中南1.饥饿和出口务实派,也就是走资派和毛泽东之间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路线斗争”。这个斗争确实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过程错综复杂,连绵不绝。在四清(64——66年)的过程中,两派冲突激化。计划的原因很多。我们慢慢讨论。首先要搞清楚:四清并非刘少奇所发动,而是毛泽东所发动。毛泽东在60年跃进失败的时候,说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62年毛发动阶级斗争,矛头指向下层—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当时毛泽东需要务实派拯救经济,所以没有把务实派纳入攻击范围。四清是遵照他的指示,由刘少奇和书记处(邓小平为首)具体执行的从上而下的整肃。毛的目的是惩罚那些给他惹“乱子”的干部——毛泽东把大跃进饿死人,叫做“乱子”。四清可以把饿死三千万的责任,下放给了基层——把基层干部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给农民出气,毛泽东又能在农民的心目中,恢复“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毛对基层干部定的罪,比刘少奇的重得多。“,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甚幺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甚幺性质?”(江渭清回忆录)i。这反社会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敌我矛盾,处理不外是“关管杀”。比刘少奇说的严重多了。64年的时候,毛刘之间已经正式开战,至于为什幺会开战,毛泽东在中也说得很明白:“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刘的问题是形左实右。或者说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就是说,四清虽是毛泽东发动,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得完全不是毛泽东想搞的事情。最初可能是瞒住了毛泽东半年或几个月,或许根本就没有瞒住,总之是让毛泽东看明白了刘少奇想干什幺,也看出来邓小平等人已经在积极主动地帮助刘少奇做文章,这才导致毛刘冲突激化,发动了文革。  刘少奇四清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使农民再被饿死,为农民建立四道防线。这四道防线防的是什幺?防的主要是三样:高征购,干部多吃多占,和瞎指挥。这三件事就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大跃进时让几千万农民死于非命。这是刘少奇和务实派最为紧要、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毛泽东从来就不曾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坚持正面评价和宣传“三面红”: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而且自从63年农村的经济部分恢复之后,毛泽东有很强烈的愿望,大幅增加三线投资和对外援助。所谓三线就是为世界武装革命准备的后方战略工业。主要是军工和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所谓援外主要是对“朝越阿古”,和阿尔及利亚等处于“反帝第一线”的国家的援助。所以这三线和援外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而这世界革命是个无底洞:要和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全球范围打仗,需要多少财产才够?所以在63年之后,刚刚能吃上饭的农民,面临着为了世界革命而抽调口粮的危险。  在这种紧要关头,刘少奇怎幺办?他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他从60年底努力推行三自一包,已经在62年被毛泽东彻底否定(毛的“反三风”)。陈云因此称病修养,邓子恢被撤职,中共的农村工作部撤销。三自一包的路走不通了。而另外一条路则始终敞开着,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公社化。这条路从来就没有被否定。所以公社的建制始终保持到80年代。而三面红旗一直被大张旗鼓地正面宣传。于是和公社化紧密联系的“高征购、多吃多占、瞎指挥”,仍然是高悬在农民头上的三把刀,而且锋利不减。  我们知道,以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自然条件,农民绝不至于被饿死这幺多。中共在这一事件上已经做了结论,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外,经济困难和饿死人是两回事。经济困难并不是非得饿死人。现在很多家庭仍然经济困难,但是并没有饿死。如果安排得当,即使没钱上学,没钱看病,也不会饿死。所以经济困难的原因里有三分天灾,而饿死人则是十分人祸。因为饿死人集中在59、60、61三年。而58、59、60这三年净出口粮食887万吨。一边饿死人一边粮食大出口,这不是人祸是什幺?以下为这几年的粮食出口数额:年份 出口数量(万吨)1956: 2651957: 2091958: 2881959: 4151960: 2721961: 135以下是进口数量:年份 进口数额(万吨)1956: 141957: 161958: 221959: 0.21960: 661961: 580  59年出口了415万吨粮食,几乎没有进口。有人说中国粮食出口是因为“苏修逼债”。但是在59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还很好。59年2月4日中苏还签订了海军装备协定(二四协定),中国从苏联进口先进的海军装备,和生产设备。另外,根据57年签订的协议(三月底和10月15日签订的两个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在59年正向大量地向中共提供核武器有关设备。到了60年7月,苏联拒绝延长对中国的出口贷款期限,中国才有还债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应该表现在61年。但是,61年粮食超纪录地大进口,当年周恩了还从赫鲁晓夫那里借了二十万吨粮食,以缓解东北严重的饥荒。也就是说在“逼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口粮食,甚至从债主那里借粮。所以说,在59年没有“苏修逼债”,这一年粮食出口,完全是中国自愿的。或者说是毛泽东自愿的。  同样, 从上表可知从58至60年三年净出口粮食(出口减进口)886。8万吨。而在59年到61年饿死人大约三千万。如果不出口,这887万吨粮食分给三千万人,三年中每人每年可得197斤粮食。虽然挨饿但是饿不死。我们知道58年没有天灾。所以59年的饿死人完全是人祸。而61年是三个灾年的最后一年,也应该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饿死的人反比59、60两年少。那是因为从60年秋收发现严重缺粮之后,毛泽东甩手不管经济,交给刘少奇收拾烂摊子,而刘少奇鼓励三自一包,开荒自救。对农村征购的政策,从高征购,改为把政府储备粮返回饥荒严重的农村。从粮食出口,变为粮食大量进口。结果,虽然61年天灾严重,而且是三个灾年的最后一年,但是人祸少了,饿死的人也少于60年。 从上表可知在1961年进口了580吨粮食,减去出口的136万吨,净进口444万吨。这些进口粮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如果按每人一年200斤为活命点,那幺得出的数字是4千4百多万人。或者说,如果不进口这些粮食,天灾的最后一年61年,和62年(62年上半年应该吃61年生产的粮食。62年青黄不接的春季应试最困难时期),将会饿死四千多万人。有了进口粮食,饥荒地区的压力相对减轻。有安徽老乡亲口对笔者说,61年他们的孩子当时已经要饿死了。突然外面喊“发救济了”,一人二两面粉。把这面粉调成糊糊,撬开孩子的嘴灌进去,孩子就活了。2,人祸和四清人祸的具体现象,第一就是高征购。而高征购是有其过程和办法的。首先是公社化,或者叫做大核算。大核算就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各大队的粮食产量报到公社,由公社核算,哪个农民该分多少,再分给农民。实行这种核算方式,就可以把自然村的粮食,先集中到公社粮库,核算后再分配。分配和可以是一月一分,也可以是一年一分。如果公社办食堂,粮食一粒也不分给农民,全部归公社保管。这大核算对农民来说,就是死亡陷阱。因为粮食一旦运出村子,再也运不回来。谁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干什幺用了。一个公社二三十个自然村,农民根本不知道公社机关里发生了什幺。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也根本和农民无关。但是大核算给了干部运走粮食的借口:既然核算在公社,那幺我运走也是天经地义。有的时候直接从地里直接就运走。到公社里去“电气化脱粒”。结果是村里根本没粮食储存。  大核算或公社化对于农民没有好处。并非因为集体化不好,而是因为集体化必须有相应规则,没有相应规则的集体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一个集体如想良好运作,则必须有很多规则,而且各种成员都必须遵守。至于如何维护这些规则,需要更复杂的机制,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可以看看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一共不到七个人,虽然有党章注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这个制度也并不好),却从43年以后实行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决策规则导致了对刘、邓的整肃,林彪的逃跑。一共七个人的小集体,搞得你要杀我,我要杀你。这还是“英明伟大”的“天才”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连毛泽东都搞不好七个人的集体,如何能让农民搞好上万人的集体?所以集体化的问题,并非因为集体不如单干,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很多中国人,缺少形成集体,服从集体规则的素质。对于他们来说,搞集体就是搞集权。他们表面上热衷于集体化,实际上是热衷于集权化,这集权化当然是把权力通通集中在他的手里。也就是他们说了算——以前他们说了不算的,比如农民的口粮,一搞集体化,他也说了算了。以前农民院子里的鸡鸭农民说了算,一搞公社化,变成干部说了算了。他们说了算的结果,就是农民被饿死。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单干。  至于集体和单干哪个更好,说实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单干和集体可以并行不悖。种田可以单干,企业可以全村出资。雇请拖拉机可以三五个农民集体出资。所以纠缠“集体好还是单干好”,本身就是被毛氏宣传误导的结果。关键的问题是集体必须有集体的规则。不然就不是集体而是集权。集权很容易变成“人祸”。所以务实派反对大核算不是反对集体化,而是反对集权化。而毛泽东推行公社化并非是是搞集体化,而是打着集体化的幌子进行集权化:把农民那点赖以活命的权力都收缴上来。结果是农民被饿死。  毛泽东搞的集体化大核算,使集权的程度大大提高,其首先表现在“征购效率” 的大大提高上:如果上级要征购粮食,只要向公社发一个指示,公社就可以把粮食运走。因为粮食都在公社粮库。公社已经把农民的粮食都集中在一起了。随时可以装车运走。如果没有大核算和食堂化,粮食在农民手里,要征购粮食需要挨家挨户地动员。那就会遇到农民顽强的抵抗。但是一旦大核算和食堂化,所有的粮食从地里直接运走了。都由公社说了算。为了完成征购任务,直接从公社粮库往外运就行了。如果实行食堂化,则农民家里根本不许贮藏粮食。所以这大核算的第一结果,就是导致了政府可以非常容易把农村的粮食运走,而农民对抗饥荒的能力下降到几乎为零。这是58年到60年大量饿死农民的主要原因。59年出口粮食比58年翻了一倍,60年接着大出口。一边饿死人一边大出口。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征购效率——能从全家饿得要死的人手里,把粮食征收上来,这是多大的本事?这全靠58—60年的公社化食堂化实现。我们知道这三年食堂化搞得最红火,粮食直接从地里运到公社,征调非常容易。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疑问:毛泽东搞公社化,到底看中的是哪一个效率:是生产效率,还是征购效率。如果看中生产效率,那是他的错误。他看走眼,他是糊涂虫。公社化比单干的生产效率差的多。如果毛泽东看中的征购效率,那他完全正确,一点没走眼,而且一点不糊涂。这效率还反映在可以对干部施加压力。上级把下级干部招上来,大呼小叫一压,下面的干部必然浮夸虚报,“放卫星”。结果,征购任务马上提高。这任务着落实到公社,不用往下动员,只要把公社粮库里那点粮食装车运走,就行了。如果公社没粮食了,就派干部下乡,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一旦找出了私藏粮食,哪怕是地瓜干,也是大罪名。因为食堂化后农民没有理由私藏粮食——这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于是私藏和贪污同罪,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各地都有农民或基层干部,因为私藏地瓜干,而被作为“典型”而抓起来判刑。有些地方(比如河南信阳)出现过干部逼征粮食,把农民吊打致死的情况。  所以说这公社化、食堂化、大核算和高征购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给农民建立“反饿死防线”,第一步就要打破这大核算。邓子恢主持的中共农村工作部,在60年秋收之后开始推行三自一包,同时也推行小队核算。三自一包并非家庭核算,而是小队核算。一个小队的规模小于等于自然村。在61年制定了。这个也是农民的一道饥饿防线。60条的内容很多,真正有意义的就是规定小队核算,解散食堂,把口粮直接分给农民。务实派的所有重要人士,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等,都亲自参与制定60条。实际上60条有很多内容是为了敷衍毛泽东。刘少奇还特地写了一条“超过英国”,以示和大跃进的连续性。另外还强调发展集体经济,但是核心内容就是上述三条(小队核算,废除食堂,口粮到户)。从农业60条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务实派的策略,那就是“形左实右”。因为形不左绝对不行。必须把右的实质,加上左的包装。现在大家都知道“包装”是什幺意思。那时候人比较老实,特别是对上级,不敢“包装”。但是自从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整肃了彭黄张周之后,务实派都明白了:如果不用“左”来包装,右是绝对不能推行的。所以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都毫不犹豫,大规模地用“左”包装。说实在的,毛泽东自己最喜欢用左包装。文革就是一次大的包装:它和革命没有任何关系。“革命”是包装纸。他的大跃进也是个大包装:经济跃进和快速进入共产主义,都是彩印包装纸,用来包装高征购,和“二五大军购”。什幺是二五大军购。我们在后面再说。这里我们先讨论把刘少奇给农民的建立的饥饿防线——这实际上导致文革因素之一。  最主要的就是“小队核算”和废除食堂。其中规定小队既是核算单位,也是生产单位。所谓生产单位,就是由小队安排生产。这有什幺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瞎指挥。第二个好处是给包产留了后路。因为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方式,如果小队是生产单位,那幺小队有权力决定实行某些领域,某种程度的包产。至于分配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和年份,都有一些不同。另外60条也规定解散食堂,口粮到户,并规定农民可以有自留地和庭院养殖。在61年实行小队核算的同时,务实派企图在进一步,以邓子恢、陈云等人为首,努力推行“包产到户”。并在几个饥荒严重的省份,比如安徽试点,结果是很成功。但是到了62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刘少奇只能退守到,也就是小队既是核算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在62年九月底通过了。但是这个务实派的成果非常不巩固。因为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挑起了“阶级斗争”,并批判“单干黑风”。  毛泽东在1966年8月贴出的,特别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把62年和64年放在一起。62年有一连串的“右倾”行为。其中包括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周恩来和陈毅说要给知识分子“摘帽加冕”,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三自一包,和通过。而64年的形左实右,就是四清了。四清就是用左倾包装起来的右倾运动。因为四清实际上就是推行农业六十条。就是巩固小队核算。而且用反右的名义,整肃大跃进中表现极左的干部。  至于刘少奇为什幺要在64年,通过四清强行推行?因为“小队核算”一直有危险。毛泽东实际上反对小队核算。他认为从公社核算退到大队核算就够了。但是刘少奇非要退到小队核算。为什幺?因为大队核算仍然是一把刀。有些地方好几个个村子一个大队,村子离大队近的几里,远的十几里。如果大队核算,粮食运到大队,农民还是看不见摸不着,依然是不知道它们干什幺用了。我们说过,粮食只要运出村子,就再也运不回来。所以这大队核算对农民来说,不构成一道防线。刘少奇不能满足于大队核算。他必须退到小队核算。小队的规模小于或等于一个自然村。大的自然村就是几个小队。如果小队核算,粮食不能运出村子。粮食打下来都留在队里。一部分被政府征购,剩下除了种子之外,按照农业60条“口粮到户”,口粮都会很快分给农民。小队只有百十号人,几十个劳动力。这些人都会积极参加评工计分和分配(笔者亲自参加过),谁拿走多少粮食也都看得见。这些粮食都干了什幺,队长想瞒住大家也不容易。所以这小队核算是刘少奇给农民建立的第一道“饥饿防线”。  建立第二道饥饿防线,就需要整肃干部了。主要是基层干部。因为多吃多占,多拿多用,是基层干部的行为。不是说上级干部没有。县和地一级的干部当然也多吃多占,但是他们的人数少。而在公社化的时候,一个公社的脱产干部可能有几百人。每个大队都有几十个。就是每个生产队,都可能有几个。什幺保管,记工,书记,等等,都可以脱产。大核算赋于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直接处理全部农民的产品的权力。这些产品当然也就空前方便地进入了他们的口袋或口腔。我们知道,在那种极端贫困的时代,谁都缺少营养,谁不想吃个饱饭或者好饭?很多干部明白:吃是最好的,而且要到外面去吃:一抹嘴谁也不知道。如果有食堂,则吃起来更容易。干部当然是吃小灶。就是在延安或中南海,中央机关的干部,也是按级别吃大中小灶。所以有了食堂,干部就可以合理吃小灶。公社化把农民庭院养殖的鸡鸭猪羊都给共产了,送进了食堂,通过小灶快速地进入了干部的肚子。如果没有食堂化,这些鸡鸭猪鹅应该进农民的肚子。或者,至少是为农民换点钱回来。有些村子连大的劳役牲口,也就是牛马驴骡,也被吃了。因为干部说以后使用拖拉机,实际原因是他们需要营养。更有胆子大的干部,贪了钱盖瓦房。但是瓦房人人都看得见。四清的时候这些干部就比较倒霉,被追究退赔。干部多吃多占如果厉害了,对农民的威胁也非常严重。因为农村非常贫困,你多吃喝几次,一些农民就要饿肚子。你吃农民的鸡鸭猪羊,农民就不敢养。你吃了牛马骡驴,劳动能力就大幅下降。  除了多吃多占,基层干部中非法打人关人的现象非常普遍。据丁抒先生的着作所说:“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随刘一起去湖南调查,发现打人风同五八年相比丝毫不弱。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所见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幺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注12: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此刘少奇将管政法的干部找去责问:“下面随便打人,甚至打死人,你们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议设立“人民法庭”之外,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制止公社干部随意捆、打社员的风气”。  为了防止多吃多占和基层暴政,刘少奇用的是“整肃”。也就是把这些干部揪出来斗争。这也是最受干部和后人非议的行动。人们现在说这和文化革命时一样,也是整肃干部。更简单的说法,说四清是文革的前奏。四清导致了文革。如果从整肃干部方面说,四清和文革是有类似之处。但是,整肃和整肃不一样。首先是目的不一样。四清整肃是为了防止干部继续多吃多占,和制止暴力。而文革对干部的整肃目的完全相反,是为了减少对社会的投资,增加对军工的投资,并使暴力泛滥。这两次整肃是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四清是为了藏粮于农民。文革是为了从市民身上抽调钱财。四清压制基层权力的暴行,而文革使权力暴行的范围扩展到城市,而且残酷程度大为提高。这是方向相反的运动。  四清整肃干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贯彻农业60条中的小队核算和定产定征。所谓定产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产量大约只能是某个数。这样就防止了干部再次浮夸虚报。定征就是根据上述产量,有一个固定征购的比例。这样就防止了超额征购,和干部随意抽调。如果说四清和文革有关系,倒是可以这幺说:因为四清为农民建立反饥饿防线,毛泽东难以从农民抽调粮食财物,只好改从城市抽调。我们知道文革最初一把火,是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讲话。那是在64年,正是刘少奇为农民建立“饥饿防线”的时候,毛泽东可能这时已经感觉到,他再从农村抽调财物粮食已经有困难:有刘少奇的四道防线和农民的饥荒经验,想再来一次大征购,必然遇到巨大阻力。所以才看准了教育和城市投资,准备从这些方面下手抽钱。他也看准这会比从农村抽调钱财容易得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文革和大跃进有继承关系:大跃进是从农村抽调资金用于“军购”和“解放台湾”。而文革是从城市抽调资金,用于“世界武革”。  有人说四清对干部太残酷,斗争、退赔,让成千上万基层干部自杀。我们说过,四清是运动,不是法制。那时候没有法制。运动必然是冤假错案一大堆。而且各级干部都有派系山头,一定乘机整肃对手。但是,中国农村极度闭塞落后,说实在的,现在有法制了,但是对农村干部的多吃多占,也没有任何办法——农民根本打不起官司。好在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在村里活不下去,进城打工也能活。所以现在干部多吃多占造成的危害比以前小,不至于饿死人。但是并不是说现在对他们有任何办法。什幺办法也没有。至于基层暴政,现在也比60年代有所减轻。还是因为大家都能出去干活。干部在村子里打人,农民就跑了。在大跃进和60年代初,多吃多占和基层暴力的危害性非常大。刘少奇惟一能作的,也只是对干部“惩戒”一番了。四清的整肃就是这个性质。对于务实派和刘少奇来说,干部挨整总比农民被饿死,打死要好。在四清中干部死亡数目,和饥荒中农民死亡数目,不到一比一万。所以刘少奇只能两害取其轻。于是许多人对此非常不满——当然这个“许多人”并不包括那三千万被饿死的农民。  说实在的,四清时对基层干部的整肃,对阻吓吃多占和基层暴政,有没有作用,或者,有多长时间的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是想让这个阻吓作用尽量地强大持久。他斗争干部,让干部退赔,并派出大批的工作队。以显示人数上的威力。而且宣传五年就再来一次,让干部感觉到:这里不是穷乡僻壤没人管,随时可能有大批干部进驻几个月,把你的老底都翻出来。  刘少奇建立的第三道饥饿防线,就是对县以上干部的“惩戒性整肃”了。虽然四清开始的时候说过“不触及县委”。但是那只是“小四清”不触及。但是不同形式的整肃却没有放过他们。因为对大饥荒的的责任,基层干部和上层干部负有不同责任。基层干部是多吃多占和打人关人,上层干部的责任是瞎指挥。但是最上层的瞎指挥是毛泽东,刘少奇没力量整肃他。只能整肃省以下的干部。惩戒他们的目的是告诫他们不能再这幺干:你的治下饿死人,你就要负责任。干部不光是对上有责任,对下也有责任。至于干部先生们觉得哪边的责任更重,刘少奇不好明说,只能让吴晗先生写的海瑞系列来表现了。吴晗先生在四清前后写了系列性海瑞。。前者说的是对下面的责任高于对上级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干部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批判皇帝的错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些戏剧的含义,当然都心知肚明。刘少奇让北京市委写海瑞,毛泽东同时让秘书和上海市委批判。这上海市委的柯庆施,是“大跃进”的发起者。  刘少奇的“惩戒干部”策略和四清不一样。对县以上不搞四清,而是用其他很杂乱的罪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这件事。如果以 “瞎指挥”“饿死人”为罪名,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通不过就办不成。刘少奇先生是天生或天才的务实派,做不成的事他不做。他要做就做成。怎幺做成?那就是用很混乱的罪名来整肃干部,而且是越上层的干部,越常用“右倾”的罪名整肃。即便如此,在省级干部一层也遇到毛泽东的强大阻力。比如贵州省的省委书记周林(见高华)。在64年四清时被免职,在65年一月,毛泽东就下令复职。贵州省饿死的农民人数相当于大跃进前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那幺按最基本的常理,其省委书记,特别是积极推行大跃进政策的书记,应该负有责任。但是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和“犯错误的干部同进退”(大致是这个意思)。还专门请周林同桌吃饭。刘少奇也就没什幺办法了。  所以四清时的整肃干部,其真正意义,就是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据粗略统计,有上万名县级干部不同程度地挨整。如果县里饿死人,国家元首追究县长责任,也是天经地义。不管是在一千年前,还是两千年前,还是在不知多少年前的大禹时代,国家元首都应该作这种事。我们知道大禹的父亲是因为治水不成而处死。治水不成就要饿死人。饿死人就要有人负责。这是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传统。但是在60年代,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传统被破坏了。因为他是罪魁祸首,但是他不受追究,没人能追究他。他自己也拒不承认错误。刘少奇追究饥荒责任,也不能用“追究饿死人的责任”这个名义。他只能用其他的借口。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说“64年的形左实右”。就是说刘少奇用反右的名义,来追究大跃进的责任。比如说,以“烂掉”,或者,“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两面政府”,“右倾”等杂乱的名义,来惩罚饿死农民的干部。因为这些罪名容易得到毛泽东的通过。如果你用 “饿死人”的罪名来整肃干部,那毛泽东是第一号罪犯。他可不能让你这幺干。但是,为了让农民不再被饿死,刘少奇也不能不“惩戒”这些干部。如果不整他们,以后人们会认为当共产党干部,对上迎合吹牛拍马,浮夸虚报,饿死人照样舒舒服服做官,干部们一定再接再厉,甚至变本加厉。  当然很多有责任的人没有被追究。这也是没有办法,刘少奇没有这种力量。他必须利用一些人,整肃另外一些人。我们知道江渭清等人对刘少奇对四清有过对抗。说下面的干部没有这幺糟,不用这幺大规模整肃。江渭清说的也有理。因为大跃进的根源在在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要人放卫星,人不会乱放。如果毛泽东不搞公社化,干部也没那幺大权力。但是,刘少奇有刘少奇的想法:江苏也深受大跃进之害,照样饿死人。应该追究责任。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柯庆施是大跃进的开创者。大跃进这个词就是他的发明。大跃进造成这幺大损失,柯庆施非但一点事也没有,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刘少奇也奈何柯庆施不得。江渭清后面有柯庆施。柯庆施自己也明白刘少奇的目标所指。当时他不能和刘少奇顶,他指示江渭清向刘少奇检讨。与此同时,柯庆施在毛的指使下,准备向刘少奇发起反攻。  在大跃进时,省级和地委级别的干部瞎指挥非常严重。有的省委说玉米高产,就下命令拔了麦子种玉米,说番薯高产,就拔了玉米种番薯。有的地方把几百万壮丁抽调出来“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变成“人民母社”,庄稼都烂在地里。有的地方强迫妇女全体出工,孩子在家里被饿死。中共干部的瞎指挥是有基础的。我们知道56年反冒进实际上就是反瞎指挥。“冒进”就是瞎指挥加浮夸虚报。但是反冒进被毛泽东的“反反冒进”给镇压了。和反冒进配合的民间运动,也就是“大鸣大放”,被“反右运动”镇压了。从此瞎指挥如鱼得水,甚嚣尘上。变成瞎指挥不受追究,批评瞎指挥受追究,连不瞎的指挥都被追究。结果就是大跃进,饿死人。刘少奇要把这件事翻过来。因为不翻过来还是要饿死人。我们在前面说过,四清是知识分子去整肃工农干部。是知识分子追究工农干部迎合上级瞎指挥的责任。这和“大鸣大放”或“右派运动”有类似之处。如果想把四清和其他运动相比,应该和“大鸣大放”或“右派运动”相比。如果让“大鸣大放”搞下去,那幺大约也是有很多工农干部被撤职。有了反右派的经验,干部们知道瞎指挥没责任。他们很喜欢说:我又没贪污,“最多算是官僚主义”。一旦到了“官僚主义”,就和没责任一样。但是对农民来说,瞎指挥就是屠杀。  所以刘少奇对这些人必须找个借口整肃。当时最容易通过的罪名就是“右倾”。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如果反“左”,那毛泽东可不干。所以,四清的时候反了一大批右倾分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可知这些干部几乎都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而且都有过瞎指挥、浮夸虚报的光辉历史。而且一定有很多农民的饿死在他们的治下。以右倾的名义整肃他们,实在是因为别的罪名都不能用。  刘少奇在四清时还提出“一切权力归贫协”。这个口号好像很左,实际上也是形左实右。因为每个生产队(小队)都有贫协,如果他们有权利,一方面是对干部有一些制约,防止多吃多占。另外一方面是对上面的高征购,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做一些抵抗:总比一个队长的力量大一些。但是这个口号并没有实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可能有什幺其他的机构――比如贫协,代替党的领导。3,大三线和吃穿用  四清从整体上来说,是和毛泽东的大战略计划对着干。毛泽东坚持“集体化”,认为从公社核算退到大队核算,就够了。为了和对抗,毛泽东自己搞了一个样板,就是大寨。毛泽东为什幺不搞个几十条?因为书记处不听他的。邓小平已经在“61整合”中倒向务实派了,正在起劲地为务实派搞条条。以前邓小平一直跟着毛泽东整肃刘周陈彭等人。60年他被饿死人的惨状教育过来了。他搞了农业的条条,还搞了工业和教育的条条。都是防止再次大跃进。所以毛泽东只能搞个方便的东西,就是“样板”。大寨这个样板是大队核算。毛泽东自63年大力推荐大寨。我们知道在62年底好不容易通过了农业60条(修正案),规定了小队核算。所以63年的树立大寨样板,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反对小队核算。不但大寨是大队核算,由他带动整个昔阳县都是大队核算。至于为什幺毛泽东如此坚决地坚持大核算。我们仍然要面对上面说过的问题:他是看中了大核算的生产效率,还是看中了征购效率。或者说,他是看上了集体化,还是集权化——答案是现成的:他本人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小集体的做法,证明他喜欢集权而非集体。  而且毛泽东从58年到60年亲自领导经济,事实已经证明大核算的效果不好。而60到62年的三自一包和小队核算,已经证明单干或小集体的效果由于大核算。于是,在62年,毛泽东和任何人一样,有了三年的失败,和两年的成功的经验。所以这时候他还相信他那种“大核算”有高生产效率,就说不过去了。由此我们有理由产生另外一个怀疑:曾为农民的毛泽东,自称“最了解农民的”毛泽东,是否可能相信亩产十六万斤?说实在的这件事太奇怪了。我们有理由假设,毛从一开始就故作相信,或者说故意装傻,装傻的目的是为了高征购:你们不是说亩产十六万斤?那高征购可不怪我。是你们说粮食多得吃不了。既然吃不了,我不征购干什幺?而且毛用导弹专家钱学森作挡箭牌。难道他会以为钱先生比他更懂农业?怎幺搞了一辈子农民运动的他,突然变得这幺谦虚了?当年他嘲笑梁漱冥“不懂农民”,这梁漱冥真正是在农村搞过试验村。所以我们应该想到,他根本就不相信亩产十六万斤。他只是拿钱学森作挡箭牌。他根本就知道没这幺高产量,高征购会把农民饿死。但是他也要高征购。为什幺?还是要归结于我们在后面就要讨论的“二五军购”。我们在现阶段还是只从表面现象上讨论他的行为:就是他坚持大队核算,毫无疑问他看中了高征购效率。至于他为什幺如此重视征购的高效率,我们就要看看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动作。在搞大寨样板的同时,也就是63年,毛泽东准备在三线和“世界革命”上大干一番,这需要大量的粮食财物。三线的工人需要粮食,援外需要粮食(光是对越南每年援助50万吨),进口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武器装备,都需要粮食出口。所以,在62年“大队还是小队核算”的斗争的同时,也开展着另外斗争,就是“吃穿用” 和“大三线”的斗争。在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务实派强调当时的困难非常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并根据这一设想,作出了以后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的重点就是让重工业和军工大批下马,把钱省下来投资于农业和轻工业。在62年3月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可以写一个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的“综合平衡”,(见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陈东林)。所谓实现农轻重,就是按这个顺序决定投资多少。农业的投资增加到总投资的20%。而重工业的投资减少。我们要解释一下,在中国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不分。重工业包括军火工业。所以这个农轻重的说法会让人误解。因为重工业对国民经济并非不重要。我们知道化肥化纤的设备生产都应该是属于重工业。石油工业也属于重化工。这些工业对“吃穿用”也是至关重要。因为石油是化肥化纤的原料。所以我们应该搞清楚,中共的说的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军工和军工配套的重工业。而非和民用配套的重工业。对轻工业的投资也有关农业。首先化纤的纺织也是轻工业。另外中国的轻工产品多少可以出口一部分。而获得的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民用工业设备,或在必要时购买粮食。但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军工产品不能出口,只能“无偿援外”。军工产品也完全地不能投入再生产。而粮食和轻工产品,从广义来说,都是可以投入再生产的。比如,你买了双鞋穿上,就可以干活。这就是投入再生产。没有鞋你就没法干活。所以这鞋和拖拉机的履带一样,是生产资料。但是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分开。实际上所有基本消费品都是生产资料。因为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而人这种生产力必须依靠消费品维持:你吃了饭才有力气工作。如果不吃就不能工作。所以馒头青菜和汽油煤炭一样,都是投入再生产的原料或资本。但是军工设备和产品,都不能投入再生产。做出的炮弹,必能放在仓库里。谁也不能用它。只有到了某一天轰隆隆爆炸,不知谁被炸死。所以食品和轻工产品实际上是生产资料,而军工产品才是消费品。但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这幺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农轻重”这个比例实际上就是减少军工,增加民用。也就是增加再生产的资本。我们知道,一旦再生产的资本增加了,生产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大。经济就能发展,滚到了一定程度,就能呈“起飞”之势。这就是文革以后出现的情况。如果军工的比例过大,则生产非但不能起飞,反而因为投入再生产的资本太少(军工产品太多,都不能用于再生产;投入军工的资本太多,民用产业投资被挤占),生产会每况愈下。这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情况。文革前后在经济上的差别,主要就是军工在总投资中所占得比例的改变:文革之后(具体说是78年)军工投资大幅减少,三线军工厂大批停产下马,用不了多久,经济即呈好转——虽然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长很慢,但是这是好事。因为军工产值是破坏性的。把军工下马,经济才能恢复。在5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史上,务实派一直强调“调整”。调整是什幺意思?实际上就是减少军工增加民用。而文革之前和之中,统计数字都说工业大幅增长,甚至比日本和意大利增长还快,但是日子却越过越穷。因为增长的都是和军工有关的产业。在文革期间工业增长得还是很快,可是到了文革末期,“经济濒临崩溃”。这就是经济规律:军工产业越增长国民经济越困难。务实派并非不知道这一经济规律,他们和毛泽东都知道这些事。但是他们之间有 “路线斗争”。这个路线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就是要打仗还是要过日子。这个斗争在62年就表现在是“大三线”还是“吃穿用”。刘少奇为首的主张吃穿用,毛泽东主张大三线(主要是军工)。这一斗争相当激烈,因为在62年的时候,刚刚把饿死人的事基本上制止住了(没有完全制止住)。但是吃穿用极端缺乏,大部分农民虽然饿不死也吃不饱。受灾地区的农民成千上万地离乡背井出门要饭。所以务实派在“吃穿用”方向上很坚决,也很团结。但是毛泽东有了林彪的支持,拔出“阶级斗争”之尚方宝剑,一举粉碎“吃穿用”,就在62年当年,强迫大家走上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大三线建设。  根据务实派对62年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还应该继续调整四年,也就是从63年到66年,以恢复58——60三年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到了66年,再恢复61年下马的军工项目。但是毛泽东等不到。因为他急于“世界武装革命”,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军工基地。按毛泽东的想法,他搞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解放东南亚,美国肯定受不了,一定会打过来。所以这军工基地必须放在西部山沟里,也就是大三线。这个大三线有叫做“小而全”军工。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自己什幺都能生产。包括核武器、核潜艇和洲际导弹。按务实派的计划,在62年这个所谓“小而全军工”计划不能开始。在62年必须按农轻重的顺序调正经济,到了66年,经济恢复了,才能开始这个“小而全军工”。说它“小”,那是和苏联美国的相比。但是这个“小而全”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苏联美国的军工之所以这幺庞大,就是因为他们要求 “全”。如果“全”了就不可能“小”。小了就不可能全。我们知道英国德国日本的重工和军工产业都很庞大。但是都不能称“全”。他们的很多武器还要从美国买。所以“小而全”是幌子。一旦要求“全套军工”,这个军工必然是庞大无比。而这庞大无比的军工需要庞大无比的资金。有核武器核潜艇和洲际导弹的军工,怎幺可能小?毛泽东在“第一章大字报”中说的“62年的右倾”,就包括务实派反对这个庞大军工投资,而去搞“吃穿用”。这和毛泽东的“世界武革”的雄伟宏图针锋相对,背道而驰。  面对毛泽东寒光闪闪“阶级斗争”尚方宝剑,务实派把只好把“吃穿用”收起。他们最多只能在大三线和军工产业的框架之内,搞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也和务实派针锋相对,树立大寨样板,发展“集体经济”。毛泽东说,大寨不靠国家投资,靠集体的力量,开荒造田,照样发展了农业。这些说法都和“小队是核算和生产单位”和“增加农业投资”针锋相对。他提倡大寨的目的,一是要把计划投资于农业的钱,挪用于大三线。二是看重了大核算的征购效率。建设大三线和“世界革命”需要大量的农产品供应。大队核算可以保证高效率地征调这些农产品。  毛泽东说,中国大约是十五年就要打一次仗。自从53年朝鲜战争结束,差不多应该是在68年末打仗。当时(62年)的情况好像有战争迹象。因为在60年以后,国民党屡次派遣大型特工队登陆。蒋介石声称将反攻大陆。美国对越南的介入也逐渐加强。而中国军队在50年代初就已经深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有些军方人士甚至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所以当务之急是发展三线,准备打仗。  既然战争迫在眉睫,那幺“农轻重”的顺序必须放弃。但是这个“战争迫在眉睫”,是个“自设自证”的假说。也就是说,你使劲地要和别人打仗,那战争当然迫在眉睫。谁想要战争就一定能得到战争,而且是随时想要随时就有——只要你去打别人。但是,在50年以后,中国确实有不和别人打仗的条件,而且这条件大大地超过打仗的可能性。因为中共政权的能力还是相当强大,在动员和战斗能力方面,都足以抵御外国的侵略——此前的国民党集团却无此能力,这也是国民党被淘汰的原因。在加上二战之后苏美对峙,处于“恐怖和平”(双方的原子武器都足以消灭对方)的状态,战争的机会更为减少。事实也证明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得到和平。至于台湾当局声称要反攻大陆,也是虚张声势,连美国都不支持他们。  所以毛泽东的“战争迫近”估计,不符合客观实际,出自他的主观愿望。虽然那时候中国已经参与越南战争,但是,这种参与完全是毛泽东自愿的。他完全可以不参与。不参与美国肯定就不会打你,事实证明就是参与了美国也没力量打你——一个越南都让他难以对付,还能打中国吗?但是事实也证明参与越战对中国有百害无一利。  所以毛泽东叫嚷“战争迫在眉睫”,这个战争并非外国侵略,而是毛泽东自己要搞的世界武革。他的 “世界武革”和“战争迫近论”,是相辅相成的一对,互为因果。因为他积极地参与反美战争,搞世界武革,那美国当然也会威胁你。按19世纪德国参谋部发展出来的一套程序,美国的参谋部(和世界所有参谋部)要事先做好各种情况的应对计划,包括用核武攻击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透露出来(故意或无意地),于是让人感到战争迫在眉睫。结果,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吃穿用”,改为重点投资大三线。建立“全套先进军工”。特别是发展核武器。从63年到文革结束,在十四年中,在大三线建设上花了两千多亿人民币,东南亚战场上花了一千多亿。这近四千亿的物资,多是从农民身上刮出来的。根据这一大形势,我们就知道62年刚刚脱离饿死边缘的农民,再次面临高征购的威胁。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刘少奇搞四清的急迫程度。4,用事实作报告  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除了建立前面说的“三道饥饿防线”,还在城市中建立了第四道防线。这道防线叫做“全民饥荒大教育”。让大批城里的干部下乡,了解农村悲惨的人祸。如果所有干部都知道大跃进的恶果,毛泽东再这幺干,多少会遭遇抵制。至少是心理上的抵制。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的事情。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虽然挨饿,但是没有被饿死。在河南四川等地的城市居民,还能有每月20斤粮食的供应。在北京成年男性有三十斤。四年级的小学生也有二十四斤。妇女有二十七斤。所以大城市吃不饱,小城镇饿不死。再加上中共的宣传机器强大,信息封锁严密。铺天盖地地宣传农民不但吃得饱而且吃不完,进城要饭的都是不好好干活的懒汉二流子。笔者的老师曾在街上厉声呵斥一个要饭的老婆子:你为什幺不去敬老院!  在60年代城里人对农村饿死人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就是知道也不能说,谁说就是严重政治问题。西藏军区某高级干部在探亲后当众讲述农村的惨状,以扰乱军心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所以大饥荒被毛泽东瞒的滴水不漏。这对他再来这幺一次,当然是有很大好处。而62年开始的大三线和“世界武革”就需要毛泽东再来一次。刘少奇也针锋相对,搞四清的“大兵团作战”。一下子派下去几十万人,所有大学生必须参加。机关干部轮流参加。重点地区平均每两户农民一个工作队员。一来是威吓农村干部,二来是教育城市居民。这就是“用事实作的饥荒大报告”。比之赫鲁晓夫56年在苏共二十大的斯大林报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半年的四清让所有参与者有亲身体会。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就是大逆不道: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三年才作报告,你刘少奇在我活得好好的时候,就作“事实报告”,向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揭我的大短。大家都知道了饿死这幺多人,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岂不蒙上灰尘,而你刘少奇岂不变成农民救星?  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大兵团作战”十分不满。他质问刘少奇为什幺要派这幺多人。这就很奇怪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特别喜欢把干部往农村送。为什幺这次不喜欢了?他说:在安源煤矿,当时不是去了你刘少奇一个,就可以了。小站去了陈伯达一个,也够了。刘说,那时候有群众。毛刘二人的对话都像打哑谜。别人可能听不明白。他们俩都知道对方说的是什幺,干的是什幺。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是作“事实报告”。但是他也不能说出来。  四清之后虽然刘少奇被整肃了,但是这 “小队核算”还有周恩来等人的维护,没有被取消。江青在75年9月在大寨的讲话,还对此发表一番言论:    “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幺不能够做到呢”。在这之前,从70年代初开始,陈永贵等人提倡全国推行大队核算。在昔阳县推行公社核算。但是遭到当时的各省委书记,和后来主管经济的邓小平、华国锋等人的反对。推行大核算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也就是到78年还在搞。实际上在整个文革之中,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提倡,很多地方取消了小队核算。有些省有30%实行大队核算,有的地方实行了公社核算。至于农民的自由地和庭院养殖,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在辽宁毛远新从75年搞“赶社会主义大集”,强迫农民把鸡蛋卖给国营的收购站。为此派出大批工人,在各农村集市街口强迫以低价收购鸡蛋。农民要是说自己吃,不卖,则当场打破。但是如此一来农民不再赶集,毛远新就强迫每户农民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不管你养不养鸡。结果不养鸡的必须花钱买鸡蛋。如此低价强征,和大跃进时一样。但是征购效率就比公社化时差了很多——收上来的鸡蛋,还不够工作队员犒劳自己的。如果是公社化食堂化,所有鸡鸭统统送到公社,不用在集市路口堵农民。  于是我们应该看到,刘少奇建立的饥饿防线,在文革中还是发挥了作用——它大大降低了征购效率,和瞎指挥的效率。文革之中农业并没有搞得太乱。除了68年减产之外,文革几年都在增产。虽然对农民的征购每年都用新名目增加。比如什幺“支援亚非拉”,“抗美援越粮”,“抓革命促生产粮”。但是总算是必须从农民手里征购,阻力相当大。而不可能从地里直接就运走——如果是公社核算,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四清,中国农民在文革之中的处境必然更为艰难。我们看到程世清(文革时期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等人的雄心壮志,他要江西上交一百亿斤公粮,生产65万辆汽车。这公粮当然是从农民手里或嘴里挖,这生产汽车的设备,和原材料,也必然是靠农产品换来。于是,和大跃进一样,还是从农民身上刮粮食财物,发展程将军头脑中的工业。如果没有小队核算,分粮到户这些屏障,干部还是可以随意抽调粮食财物。那幺农民还会被大量地饿死。  毫无疑问,毛泽东看出来刘少奇的四清,是为农民建立饥饿防线,阻止他毛泽东收集粮食推行“世界武革”。而且刘少奇这幺干的时候,高举着他毛泽东的旗帜,轰轰烈烈地搞着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里说的“形左实右”。但是外形的左,到底是没瞒住天才的毛泽东。四清还没搞三年,到了66年刘少奇自己被打到了。在66年文革刚开始,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书记处)派出工作组到学校,仿效四清的名称和做法,连工作组成员都是正在集训,准备下乡四清的干部,结果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就把这一行为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队进驻北大的“四清专家”张承先被就地免职,接受批判。这样也间接地为农村的四清定了性。不久后农村工作组全部撤出,在四清中被整肃的一些农村干部追到城里,要清算工作组的“反动路线”。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完全破坏四清为农民建立的饥饿防线。在文革之中,有周恩来和邓小平,还有华国锋,在广大地区还是维持着小队核算,口粮到户。  正如刘少奇所说,历史会记载在他当国家主席的时候,中国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如果历史公正,也应该记载:为了防止更多农民饿死,他刘少奇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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