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胡适何曾被国民党逮捕过?

如果没有其他相关可参证的史料,回忆录有时是靠不住的,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一家之言。读政治人物、新闻记者的回忆录尤其要小心谨慎,甚至要认真辨识。自1926年起,《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驻中国十五年,经历过那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他的回忆录诚然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如果将他的回忆当作信史,恐怕就会上当。不说别的,其中一个明显的史实错误,一眼就可以发现,称胡适于1929年夏天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天后无条件释放。书中是这幺表述的: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纽约时报》专门为胡适发表社论。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

[《民国採访战》,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121—123页]

既然亲历者哈雷特•阿班言之凿凿,对胡适生平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很容易会相信其事,包括此书的编辑在内,在120页的一张胡适照片旁边就配了这样的文字说明:「胡适既曾被国民党投入监狱,亦曾遭受共产党的大批判。」

《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这一年胡适39岁,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业余办《新月》杂誌。值得注意的是,社论通篇没有提到胡适被捕,只是说他被国民党「抨击」、「并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社论中多处使用的措辞都是「受到谴责」、「压制」、「惩罚」、「受迫害者」,无一词指向他被捕。社论是当时发表的,準确性显然高于记者多年之后的回忆。

胡适本人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是最好的依据。按哈雷特•阿班的回忆,胡适被捕的时间在8月3日之前那几天,他1929年的日记大致上完整,然而从7月22日到8月5日这几天,胡适恰恰没有写日记。那幺,胡适是否真的曾被国民党抓捕?

他这几天的日记虽是留白,给人留下了一点想像的空间,但是他7月29日、8月1日都曾给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写过信,从丁8月3日、5日给他的回信可知他安然无恙。8月1日,他还为中国公学的事给教育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写过信。这些信就是很好的根据,也可以填补他日记中留下的那一段空白。再说,当时上海的报纸,包括老牌的《申报》等都是有一定新闻自由的,最起码有租界的保障,发生胡适被捕这幺大的新闻事件,也不大可能不报导。查遍报纸,并无此事。

8月6日,胡适日记说,宋子文到上海,邀他面谈,还请他代为起草辞职电文。8月9日日记中没有一句话,只是剪贴了《民国日报》批判他的文章《胡适所着〈人权与约法〉之荒谬》的剪报。8月13日起,胡适不断将上海等地国民党党部呈请惩戒、拿办他的剪报,以及报纸上批判他文章粘贴在日记中。9月29日,他粘贴的剪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10月7日,胡适将三天前教育部下达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训令原件退还,并给老朋友蒋梦麟写了一封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甚幺『令中国公学』?」

到此为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曾遭被捕,更遑论下狱。

关于胡适的三篇文章,就是在《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我们甚幺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加上另外一篇直斥国民党反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都收入了随后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中。

胡适的言论虽然尖锐,国民党各地党部乃至中央党部确实对他大为不满,要求惩戒乃至拿办的呼声充斥报纸,许多朋友为他担忧,他从未被捕却是事实。哈雷特•阿班回忆,胡适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恐怕不可靠,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舆论对他的安全无疑是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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