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说真话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

【10月18日讯】在病床上辗转多年,求安乐死而不得的世纪老人巴金终于合上了他的双眼,在纪念巴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起他晚年所提倡的「说真话」。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儘管他自己最终在「说真话」的路上没能走得多远,然而,在一个充斥着谎言、把谎言当真理的国度,他所提出的「说真话」具有巨大的意义。没有真话,我们的民族将永远徘徊在专制的长夜里,在「刀俎之间」听任宰割,在谎言的瀰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运动那一年他15岁,70年后,当年轻一代再次发出民主和科学的吶喊时,他曾感到欢欣鼓舞,写信给大学生,从他从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与火淹没所有善良的愿望,谎言遮蔽了一切,恐惧代替了一切,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巴金的真话。

巴金早年是一个热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诅咒过万恶的不公正的社会,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时代,控诉旧制度的罪恶,他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无政府主义构成了他文学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着独特的魅力。从「灭亡」到「寒夜」,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反抗。他的作品从来都没有为那个时代的政权唱过讚歌。他的一个独立的作家。1949年后,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单位」外,也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彷彿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对一切政府都怀有警惕,然而当他面对他完全陌生的乌托邦,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所不能的红色政权时,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写不出合乎人性真实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带有忧郁的笔调来描绘人生了。因此,他的笔下甚至出现了朝鲜战场上零下17度的苍蝇,以此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恶。他无选择地写下了大量的豪言壮语,多年后连他自己都感到羞耻。

「牛棚」的生活让他永远难忘,「文革」的创伤让他写下了「说真话」三个字,虽然他始终不敢提出到底是谁发起的,但他还是为「文革博物馆」发出了第一声呼喊。他大声地告诉人们——「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可是,用谎言武装起来的权势力量不会放过巴金,他们要利用他的声望,利用他的影响力,将他当作尊贵无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来。对一个热忱的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来说,这是多幺荒诞的嘲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多次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许,因为他还有未尽的利用价值,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对巴金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接着「说真话」,继续「说真话」,哪怕谎言的大厦坍塌之后,还是要说真话。说真话的民族,就是一个生活在阳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说真话的事业没有止境,如他所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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