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读史使人明智——读汪荣祖

【4月15日讯】和黄仁宇、唐德刚相比,汪荣祖在大陆的名声要小得多,作为海外华人史学家,他的影响主要还是停留在专业範围和爱好史学的读者圈里,在一般大众耳朵里,这还是个有点陌生的名字。汪荣祖的专着不是很多,这几年陆续也都引入了,我见到的大约有五种,包括《史家陈寅恪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鹹同光时代》、《康章合论》、《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汪荣祖的书都是研究性质,即使是传记也是史家的传记,具有拓荒性质的,但他的学究气并不重,文字也还浅白可读。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无疑他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

我个人以为,他对郭嵩焘和那个时代的研究最具有开创性,长期以来,郭嵩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之,就是从他那本书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之后,继续蒙头沉睡了足足20年的华夏民族,1860年以后才逐渐有了危机感、紧迫感,但也只限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这个时代,中国最有见识、最具世界眼光的人,实际上不是那些造成「同治中兴」的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而是亲眼目睹了西方制度运作,对西方文明有亲身体验的湖南人郭嵩焘,他于1877年到1879年出使英国,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大大开拓了视野,他在出使日记中肯定并讚美了西方的制度、文化、社会,认为现在的异狄和以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然而,因为太超前了,郭嵩焘这位「孤独的先行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当他的《使西纪程》出版后,竟然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结果他的书被毁版,人在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从此再也没有被朝廷起用,于1891年郁郁而终,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几年后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可惜戊戌变法迅速失败,湖南新政连根拔起,他的稳健的渐进的变革思路从此被忽略。(在他生前,具有珍贵价值的200万字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在他死后9年,还有人上奏要戮他的尸以谢天下。)汪荣祖敏锐地抓住郭嵩焘这个人物,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曲折和艰难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郭嵩焘的悲剧命运解剖他栖身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不幸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只有区区8万字,汪荣祖对于康有为、章太炎两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却是新见叠出,而且清新可读。比如,他论章太炎可以说是排满主义的急先锋,这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苏报案」为证,然而一旦武昌起义成功,从此他笔下再无藐视满族的言论,坚信五族共和,终生服膺五色旗,对于清史的研究,也毫无种族偏见,完全超出了狭隘的汉族主义藩篱。因为,在章看来:「排满既是『手段』,也就是暂时的;目的既达,手段便无效用。」比如,他论康有为,「康有为反对革命,主要不在拥护满洲人做皇帝,而在坚持渐进,不能冒进,何况革命动乱在当时可以招致分裂与亡国的可能性。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印证康氏之言,并非危言耸听,虽未全中,亦不远矣。但康氏逝世之时,革命不仅在继续,而且方兴未艾……」。当然,这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戊戌变法之后如果说「坚持渐进」的路线,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已经不是康有为,而是状元实业家张謇这些人,康的时代在「六君子」断头之日事实上已经结束。从康有为支持张勋拥末代皇帝复辟这件事来看,汪氏的说法恐怕就禁不起检验。

作为史家,汪荣祖的论断未必都对,但那都是他研究、思考所得,而且是建立在一定史料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提出的说法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如同九曲黄河,九百九十道弯,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些一一说清楚。我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读汪荣祖的书也会开卷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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