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甸观点:暗黑中的一盏小灯

近日社会重新省思毒品防治的重要。常年来政府鸵鸟心态至今未改。毒品防治是社会上最黑暗的角落,一盏小灯能够照亮吗?

一、滥用毒品是病

我们可以认为贩卖或运送毒品是犯罪。但施打毒品不同于贩运。沈耽于毒品是一种精神状态,属于自残,与刺青、鼻环、入珠、自我割伤都有类似。法务部早年曾将施打毒品的「人犯」规类为「病犯」,但没有实质的差别待遇,也没有任何区分的积极作为。病人需要医治,把他们关起来有用吗?

二、观察勒戒完全形式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检察官对施打毒品者应声请法院裁定令入勒戒处所观察、勒戒。但是,目前以看守所附设观察勒戒,人力配置与管理方法,与一般罪犯无异。

观察勒戒的功能在确定有无继续施用毒品倾向。若无继续施用毒品倾向,应即释放,并为不起诉之处分或不付审理之裁定。否则应由法院裁定强制戒治。

现今的观察勒戒只在入所一周内由心理医生作访谈检测,但在两个月的期间内不再有医疗介入,抱一条被子撑过甚或有生命危险的生理戒断期,就各凭运气了。能否儘早结束勒戒也只看管理员的好恶。原先医师、心理师、社工师该有的角色全都不见了。监察院在第四届委员数度提出,几乎声嘶力竭,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三、戒治虚有其名

强制戒治的情形更为悲惨,目的在作心理戒断的工作,几乎全然被监所管理体系包办,几乎只用最粗暴的方式限制其自由而已。毒品戒治可谓虚有其名。 民国九十六年为纪念解除戒严二十週年,办理减刑,大量毒品犯出狱,不久又再犯回笼,甚至一出狱就施打过量而暴毙,可见在监戒断,全无效益。

四、毒品与犯罪

毒品可大分为中枢神经兴奋剂与抑制剂。酒精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安非他命是中枢神经兴奋剂。法院一向以为刑法第十九条第三项之原因自由行为 (actio libera in causa),係指行为人在精神、心智正常,具备完全责任能力时,本即有犯罪故意,并为利用以之犯罪,故意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状态,而于辨识行为违法之能力与依辨识而行为之自我控制能力欠缺或显着降低,已不具备完全责任能力之际,实行该犯罪行为;或已有犯罪故意后,偶因过失陷入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状态时,果为该犯罪;甚或无犯罪故意,但对客观上应注意并能注意或可能预见之犯罪,主观上却疏未注意或确信其不发生,嗣于故意或因有认识、无认识之过失,自陷于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状态之际,发生该犯罪行为者,俱属之。

故原因自由行为之行为人,在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之原因行为时,既对构成犯罪之事实,具有故意或能预见其发生,即有不自陷于精神障碍、心智缺陷状态及不为犯罪之期待可能性,竟仍基于犯罪之故意,或对应注意并能注意,或能预见之犯罪事实,于故意或因过失等可归责于行为人之原因,自陷于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状态,致发生犯罪行为者,自应与精神、心智正常状态下之犯罪行为同其处罚。

民国八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大法官会议第三七六号解释,安非他命如长期使用产生似精神分裂症的错觉更具有暴力攻击,及反社会行为等倾云云,能否以中枢神经抑制剂的酒精影响犯罪故意之法理,套用「以酒使气」的法理于中枢神经兴奋剂之安非他命,并非无疑。

依荣总毒物中心蔡维祯医师发表于《律师杂誌》二○八期:〈滥用药物:从症状观察到药物检验〉,文中析述安非他命为中枢神经兴奋剂,造成症状包括猜忌多疑、被害妄想、被监视感……。与酒精之为中枢神经抑制剂全然不同,其症状为社会行为、认知功能及动作能力之机能受影响。早年在义务为管钟演辩护时曾提出此一疑问,然至管钟演执行死刑,法院仍对此事未加闻问。

法务部与教育部弄了一些奇怪的宣传招术,作为反毒的手法。竟然找了一种台湾所没有的「紫锥花」作为反毒运动的代表物。又以预算动员公务员上街游行宣传反毒。对于真正施打毒品的对象,却拿不出任何作为去救治防範。一盏小灯当然无法照亮社会上最黑暗的角落,但是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方向,带领大家走出这黑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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